留在记忆中的票证年代
留在记忆中的票证年代
我国的粮票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的“饭票”、“米票”；抗战期间，解放区官兵实行供给制，粮票的发行与管理逐步细化，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票证发行提供了经验。1953年，中央作出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54年9月，各省市发放“布票”,之后全国又正式使用粮票、油票和肉票等。延续了将近40年的票证制度，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这里摘选的有关内容，从这个方面反衬出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巨大进步。
上海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在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其中粮票更是可以致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何满子就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委琐。何满子举一小例：1961年他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以上说的还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票证。至于高一档的，如牛奶要票、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新婚夫妇新房里置办家具要票；此后到80年代电视机要票、电冰箱要票……票可以换钱，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处费，可以搞贪污！
票证的补贴价值
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票证，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此外还有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日用品票证，如肥皂票、灯泡票、火柴票、棉线票、芝麻酱票、粉丝票、豆腐票、烟票、酒票、盐票、碱票……等等。偶尔逢年过节，才发放特殊补助票证，供应少量的蛋、鱼、茶叶、花生、瓜子、熟肉制品、豆制品、白糖或红糖等等，花色虽多，数量有限。这些东西使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名义工资；票证客观上具有了补贴价值。
限量供应的“配给品”价格，全都低于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或叫“黑市”)。个体商贩经营的价格叫“议价”，意为非政府规定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机制的价格规律，自由浮动。当然商品必须搞得比配给品漂亮些，但质量则不一定比配给品好多少，价格却往往是配给品的两倍或更高。如鸡蛋，配给品是人民币几分钱一个，而个体商贩那儿，个个鸡蛋外面擦拭得挺干净，价格却高达3角、6角甚至1元一个。凭票配给的食油是8角1斤，到市场去买就得2元1斤。
长期用“凭票、凭证、限额、限量”的办法供应生活必需品，原因是产品的普遍匮乏，其初衷是为保障城市居民维持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如果配给品的“平价”和市场“议价”价格悬殊过大，就不利于安定。票证的潜在价值，就等于两者的差价。政府明令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暗中仍有这种票证黑市，如以票换物、以票卖钱。
除票证和购粮本(粮油供应本)之外，许多城镇人家还发给三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本：一是工业品供应本，二是副食品供应本，第三种是生活用煤供应本。
凭“工业本”每月可以买一缕白线，一缕黑线，6块肥皂，100克食用碱；物品最紧缺的时候，买钢精锅、保温瓶、饭盒，都得使用工业本。20世纪50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成为居民向往的“大三件”，逐步都要凭票证购买；60年代还出现了工业品购物券，简称工业券，随工资发放，每10元工资发券一张。有45种日用百货列入凭票范围。
凭“副食本”，按月份供给每户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供应专页，及儿童(包括两周岁以下幼儿及二至七周岁儿童)、老人(指70岁以上)、孕产妇及特需供应专栏。一般是每个月可以买到1斤(500克)鸡蛋9只，白糖、豆腐、盐，每月半斤带鱼，每到春节更可以凭本供应50克木耳，还有越冬的大白菜等。
“购煤本”则是根据住户的房间数，供应煤炉子、煤球(或蜂窝煤)及劈柴。
票证与配给定量的起伏
20世纪后半叶直到9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1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半斤油，1斤肉；难得吃上一顿的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上海市居民的定量算是最受照顾的了。一般上海人养成了习惯，精打细算，节约自己核定的粮食数额，少数的还有多余。若不购米回家煮饭而愿意在饭馆吃的，也必须向饭馆付出所消耗粮食数量的符号——粮票，如吃了半斤饭，就得付给饭馆印有“伍两”(80年代后改印为250克)字样的粮票(这粮票如1/2火柴盒或一张邮票那么大小)，然后再付饭钱。而在住家附近指定的粮店购米、面，不但要付人民币和粮票，还得出示定点供应的“购粮证”，做到了绝对有计划、有分工地管理和供应粮食。
从50年代初政府就采取了限量配给，粮食的价格几十年没多大变动，维持在人民币1角几分1市斤(500克)。60年代初将1角钱1斤的定量配给“米价”，提高到1角2分1斤，还要将职工由此受到的损失用“米贴”来加以补偿。在发工资时责成各单位、企业一并每月发给职工。类似的还有猪肉、食油、白糖、卷烟、黄豆制品、鸡蛋，都要票证，少量供应。
粮票就像是命根子
1958年瞎指挥“大跃进”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极大损失。1959——1962年持续三年的严重灾害，使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吃不饱肚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市场上，不仅鸡蛋、鸭蛋，能吃的蛋都没有了，豆油、花生油、麻油也都没有了，连蔬菜都难以见到。粮食定量、发粮票，本来何兹全定量是32斤，妻子良玉31斤，灾害时期要求减少粮食定量，何妻的定量减为28斤。他一直忍饥挨饿，体重由130斤减到93斤，瘦成一个小黑老鸹(乌鸦俗称)，真可怜。有次在路上捡了一个白菜头，回到家用水泡上。后来竟发了芽，长出叶子，枝叶茂盛。独生子回家，掐几个叶子给他做汤喝。有同志看见了，端到系里去展览说：“何先生家多会动脑筋想办法，增加生产。”
历史学家王春瑜的妻子过校元，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与王春瑜同届,1958年她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从1959年冬开始，复旦大学的食堂越来越紧张，靠每月25斤的定量粮票吃饭，副食品又少得可怜，根本吃不饱，校元吃饭时，每次总要将她碗里的饭拨一些到他的碗里。结婚后，便有了副食品供应证，每周可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还有一些票证。积蓄很少，凭工业券(工业品购物证)，购买到一张双人铁床、一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一只痰盂。校元怀孕期间，营养不良，生下婴儿,没有奶水。找医生开出证明，病妇确实毫无奶水，这样按规定可以适当照顾，订上一瓶牛奶。
作家马波(杨沫的儿子)回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商店里食物柜台一空如洗，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烂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2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丢1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
由于粮食匮乏，居民在粮食消费中，谁也不敢大手大脚，而必须精打细算了。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起初的最小面额为4两(16两制)，即新制的2两半(125克)。灾荒时期不能符合精打细算的现实需求，于是各地便出现了面额为“壹两”甚至“半两”的省(市)级粮票。1960年流行较广的上海市“伍钱”或“半两”(10克重)粮票，便成为外地人夸奖上海人“精明”的首选话题。当时凭此小票可以买一碗豆浆，或一根油条。但也因此遭到北方汉子的讥评：“上海人小家子气十足！粮票居然有半两的，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亏他们想得出！”
但谁也意料不到，今天的收藏家在南京发现了一种“壹钱”(新制5克重)的粮票！据说由南京市粮食局于1960年发行。这乃是世界上面额最小的粮票！对于收藏家们说来，这1钱粮票成了令人惊疑的话题，它模糊地展现了艰难岁月的灰暗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