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四川成为抗日的大后方。由此，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粮食供应日趋紧张。1940年7月，蒋介石下达了“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的手令。财政部于次年6月拟订了《战时田赋征收实物条例》，经行政院525次会议通过，于1941年（民国30年）7月颁发施行，并决定田赋征实时随征带购部分粮食，以解决抗战军需民食。

        四川省政府成立了四川省田赋征粮实施办法委员会，提出了具体的征购方案，经国民政府财政部、粮食部两部核定，四川省1941年征购稻谷总额为1200万市石，征一购一，各600万市石。财政部规定，随征带购的稻谷价为每市石100元，30%付现金，70%发粮食库券。粮食库券由财政、粮食两部印制，分稻谷和小麦两类各分1、2、3市升，1、5市斗，1、3、10、100市石9种，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四川省银行代理发行，所发粮食库券从1943年起分5年抵缴田赋偿还。1942年分配四川随征带购任务700万市石，每市石购买价格提高到150元，仍按30%付现金，70%发粮食库券。这两年，四川省随征带购的稻谷共1300万市石，如数完成，名列全国第一。1943年，四川省参议会决议，改征购为征借，全部发放粮食库券，不发现金。这一决议，得到粮民的广泛支持，一举两得。就政府而言，可以减少现金支出，对困难的财政有利；对粮民来说，领取少量与实物（当时粮价不断上涨）不等价的现金，不如保有记载实物数量的粮食库券，用以抵缴田赋划算。在四川的倡导下，全国改征购为征借。1943年核定四川省借谷700万市石，1944年核定为1100万市石，这两年四川亦如数完成。

       1941年，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争需要，田赋改征粮食。这项政策的施行成功，对保证抗战军需，调节民食，稳定市场物价，安定抗日大后方，起了重大的作用。这项政策在实施之前，当局对粮食生产、大户存粮和市场供需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定。在实施过程中，政策比较恰当，措施比较有力。按统一的口径将田赋折算为粮食，征收征购并行，从省到县都成立了粮食管理机构和业务机构，发布了《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条例》，对粮商进行登记，对市场进行管制，对消费加以节制，田赋征实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时，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顾全国家存亡大局，取大义，舍小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统计，1941年至1945年，四川征收、征购、征借和各界捐献的粮食累计达8228万市石，占全国的38.5%，达三分之一以上。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曾就此发表了《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

       粮食库券是国民政府田赋改征粮食、随征带购的凭证，其性质是政府向民间借粮，发给粮食库券作为借粮凭证，其还付的形式是以抵缴田赋来冲抵借粮。随征带购实质上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政府向民间统购粮食的性质。如国民政府在征税（征粮食实物）的同时，统一向民间购买或借一定数量的粮食，征一购一，征一借一，是国民政府下达计划任务，各地政府执行完成。粮食库券作为随征带购的凭证，已完成了其特殊的历史使命，成为粮食票证这个大家族中，记载着那段历史的、特殊的粮食票证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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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据”，叹为观止！

一直想对民国的库券来个系统的研究，现在看来，我不需再费心思了。感谢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