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故事（续）
粮票的故事
粮票的故事这几年读到很多，我也来说说我的故事。
新中国的票证，已经是收藏界的一大支柱藏品了。粮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我不收藏票证，但我保存着一摞品相上乘的全国流动粮票，一直舍不得出手。我想，没有受过饿饭威胁的人，恐怕是很难体会得到粮食，乃至粮票的珍贵的。
我的第一次饿饭威胁，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十三四岁的年纪，正是好坏不论，只怕没份，特能吃的时光。只记得刚刚还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墙上画满了让人热血沸腾的壁画：孔武有力的炼钢工人从土高炉里牵出一条钢水铸成的金龙，龙身盘绕成1070的字样；人民公社的稻田里，胖乎乎的娃娃躺在稠密的稻穗上傻笑，每粒稻谷都有鸡蛋大，两三颗米粒能顶一顿饭。怎么忽然间就象大水冲了似的，商店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每季度发一次的各种票证越来越多。寡盐少油的肠胃里每月扔四两肉下去，仿佛就是老虎舔蝴蝶。当时居民每月发粮票廿四斤、初中生廿七斤，人人都在盘算怎么“科学合理”地安排一日三餐：是早饭二两、中午四两、晚饭二两好呢，还是二、三、三好？就象画家研究一个人的头像上鼻子和人中究竟应该哪个更长一样。很多家庭开始按人蒸饭：每人一碗，定量下米，用大锅蒸熟，谁也不吃亏。我的一个姨妈甚至发明了把米炒过后再蒸的方法，体积可以增加一倍，只是吃起来实在味同嚼蜡。不过，这次饿饭经历对我的威胁其实不大：我是家里的“独苗”，我奶奶总是“吃不完”她那份定量，把“多余”的部分拨到我的碗里。可以说，我在奶奶的卵翼下安然渡过了第一次饿饭威胁。
这种情况到了六三年就慢慢好转了。六四年以后，杭州的饭馆又开始不收粮票。六六年大串连时消息传开去，全国的红卫兵蜂拥而至，实在搪不往，当时还未打倒的市委市政府才又决定重新开收粮票。但杭州的粮票比起其他地方来，“含金量”比较高：一碗馄饨只收半两粮票，一碗沃面二两半，不象北方，动辄就是半斤。据我所知，全国有“半两”粮票的地方不多，杭州是其中之一。七三年我们公社一位干部要到杭州出差，问我杭州什么东西好吃。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馄饨！”杭州人是非常欣赏加有紫菜、蛋丝、虾米、榨菜和味精的馄饨汤的鲜美无比和滑溜溜的馄饨皮缓缓通过喉咙口的那种奇妙感觉的。那位干部同志进了杭州的一家馄饨店后，豪气冲天地要了一斤馄饨，他认为如此美味的东西必须抓住机遇大饱一次口福。结果服务员端上二十碗馄饨摆了满满一桌，这位仁兄拼尽全力吃下六碗后不得不落荒而逃，回来以后到处说：“西湖真漂亮！馄饨真好吃！”
我的第二次饿饭是在一九七零年春天，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什么是“青黄不接”的滋味。
六九年春节过后，已在宁夏永宁县农场青年队插队的我得了急性肝炎，回杭治病。这年夏天，公社组织贫宣队进驻被称为“知识分子成堆的土围子”的青年队。159名知青被第二次分配到全公社七十多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1-3人。十月初我回到青年队时，早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因为几乎大半年没有出工挣工分，我理所当然地分不到“工分粮”，只能拉着仅有的二百多斤“人头粮”稻谷到了我的新家，北桥一队，同另一位知青小伍，相依为命地开始了重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生活。
小伍已先我两个月来到北桥一队，我到的时候，他的口粮刚刚吃完，队长正在犯愁如何解决他的肚皮问题，我这二百多斤稻谷正好解了燃眉之急。时值秋末冬初，庄稼地里已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们也没有备下任何过冬的蔬菜或腌菜。两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没有副食搭配，一天至少得四斤成粮来打发（我至今都难以相信当年是怎样一口气把一斤大米干饭吞下肚的）。就这样，第二年春天，我那只盛米的板箱就无可挽回地告罄了。
于是我找队长，队长让我写借条。第一次借我二十斤大米，捱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三十斤黄米，维持了十天；第三次十斤碎米，里面夹杂着稗籽和草籽，其实是队里用来喂猪的，但好歹能充饥，撑上两三天。到第四次，保管员的话开始难听了。（待续）
[ 本帖最后由 小平的平 于 2008-11-10 17:24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