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天下』 千年粮票
点击：1219 回复：5
作者：刘彦卿
发表日期：2006-5-10 19:54:00 |
一、初识粮票
第一次接触粮票，是在30年前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一天，在生产队当采购员的父亲从东北出差回来，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花纸头。我一把给抢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一些零碎粮票。有黑龙江的，有辽宁的，全是一两、二两的小面额票。这些对父亲来说已没多大用途的零碎粮票，却开启了我好奇的心扉。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当时是粮票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我，使我一下子向父亲问了许多问题。诸如：粮票是怎么印出来的，为什么要印粮票，全国有多少种粮票，粮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等等。直问得父亲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而我却由此结下了“粮缘”。
过后，父亲已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依然全国各地到处跑，购设备、跑原料，后来，又兼做推销，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忙的不亦乐乎。而我则总是在父亲出差回来后，特别留意他带回来的各地粮票。一张一张地抚平、压展，破损的还要修补完好，然后小心翼翼地夹进日记本里慢慢欣赏。后来，不知怎么被同学们发现了，他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个个都用一种惊奇的目光盯着我看。试想，一个连县城都没去过的农村孩子，居然还藏有怎么多外省粮票，当时的我，确实有一种自豪感。那时，我已开始集邮，对粮票的偏爱，使我马上移情别恋。当粮票越来越多时，粮票代替了邮票，被我小心翼翼地插进精致的集邮册里。于是，便暗地里发誓，要收集到全国各地的粮票。
没想到刚一开始就碰了壁。我有个远房堂嫂，从四川远嫁而来，为了向她讨要一张四川粮票，我一放学就跑去帮她干活。挑水、劈柴、扎篱笆，喂猪、喂鸡、逗娃娃，什么都干。自以为和她处得到火候了，便想她开口讨要四川粮票。谁知，话刚一出口，就遭到她的拒绝，嘴里嘟囔着什么离我而去。我委屈极了，眼泪差一点流出来。后来，还是父亲给我结实了其中之缘故。原来，堂兄因家里出身不好，加之经济困难，三十好几了还讨不下媳妇。后经人指点，粜了两麻袋粮食，用200斤全国粮票到四川灾区换回了一个媳妇。听说我在收集粮票，父亲郑重其事地规劝我说：“别瞎玩了，现在虽然不饿肚子了，但咱也玩不起那东西。”经父亲这么一说，我只好忍痛割爱，但对粮票的喜爱和痴迷却并没有因此减弱。
两年后，我来到一个小镇上读高中。那时，粮食已经不怎么紧张了，但收集粮票的难度却丝毫没有改观。那年冬天，我手里攥着两元钱，到镇上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购买英汉词典，因晚了一步未能买到。正要转身返校，突然被书店门口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孩吸引住了。这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正是上学读书的年龄，此刻却蜗居在寒冷的街头，靠乞讨过活。当时，吸引我的不是男孩的蓬头垢面和不幸遭遇，而是他他用来乞讨的那个破碗。碗里面，除了几张零乱的分币和角币外，还有一张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河南粮票。那张语录粮票不大，却设计精美，色彩明亮，层次分明，漂亮极了。我看了有看，很想把它要过来，但又不知如何开口。突然想起此刻正是学校开晚饭的时间，我可以买一个馒头来换他那张粮票。于是，就拔腿向学校跑去。可当我拿着热乎乎的馒头再次来到新华书店门口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男孩了。打那以后，那个男孩和他那张语录粮票便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总想着如何从自己的口粮里省下半斤八两的，换成粮票用来收藏。但突然之间饭量猛增，别说少吃一口，就是全都吃了也不感觉温饱，指望从“龙口夺粮”看来不太现实。看到我那么能吃，父母也不免担忧起来，因为家里的粮食毕竟有限。就在这个时候，我考进了南京粮食经济学院。记得当时我并不看好这所学校，但父母一看到“粮食”二字，眼睛顿时一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连连说“这个学校好，这个学校好，这个学校不缺粮食吃。”村长见了我也兴高采烈地说：“你终于有了一张全国通用粮票”。我想也是，既然是粮食学院，以后肯定要和粮食打交道，那么，收集起粮票来肯定会容易一些。于是，就高高兴兴地坐上火车去南京报到了。
二、粮票中的谷票
大学四年，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王焕伟，学的最好的功课是粮食经济。
记得来南京报到前，有一天，父亲偶然发现了我那本“粮票册”，竞感动得老泪纵横。父亲双手捧着集邮册，一页一页看得特别认真，而且久久舍不得放下。面对那一张张五颜六色的粮票，父亲看到的是他几年来走南闯北的足迹和千里跋涉的风尘；而在我眼里，却是一张张的疑问、一个个的好奇。就是带着这些疑问和好奇，我走进了南粮，走进了王焕伟老师的粮食经济课堂。不知不觉之中，那一张张充满疑问和好奇的粮票就慢慢地变成一页页厚重的历史和由此生发的浓浓的乡愁。
据有关史书记载，作为古代粮票的雏形，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用竹片作成的形如令箭的竹签，叫“粮签”。当时，诸侯王公领用生活口粮时，要凭国君发给的这种“粮签”，到粮库领取米粟。当时的主要民食为稷，即谷子。稷字，最早读粟，后来才读祭，去壳以后称为梁，即现在北方人所说的小米。所以，这种充当领粮凭证的粮签，无疑便是我国最早的供给粮票。准确地说这种粮票应该叫谷票或米票，因当时纸张尚未出现，这种粮票所用的质材自然便首选竹片。而巧合的是，这种与当今粮票有着相同用途的“粮签”，就出现在中原大地的伊水附近，即河南西部的河洛地区。也许是身受这种粮票文化的熏陶，我很自然地就喜欢上了这种具有厚重历史质感的购粮凭证。
到了汉代，朝廷在九卿中专门设立治粟内吏，来掌管国家的租税钱粮，包括制发各种田赋票证。当时，“有事军及下县者”，均由国家统一供给“廪食”，官府分月按人供应口粮，并且记入“食者籍”。这里的“廪食”即生活口粮，而“食者籍”则类似于我们今天用的粮本。因当时汉王朝的首都在洛阳，因此，这种我国最早的“粮本”，也出现在洛阳。 汉代的官吏食禄根据官职的高低，享受不同的标准，共计八等十五级，官职越大，俸禄越高。丞相俸禄万石，郡守二千石，县令三百石至五百石，乡、亭长一百石。这便构成了不同供应标准的“食者籍”。汉代时已经出现了纸张，尽管还很粗糙，但写上几个字，作为领取或购买“廪食”的凭证应该还是可以的。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标准的粮票最早应该自汉代才会出现，而且肯定不是印刷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出现印刷术，只能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公公整整地往上写。
说起来，古代的饭食是比较简单的，除皇帝外，其他均为一粥一饭。平民更是简陋，连肉都没的吃（到七十岁以后才有资格吃肉）。所以，谷票才能成为我国最早的粮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为古代的治家格言。
周代以前，王公贵族吃的是饭，蒸制饭的炊具叫甑；庶民百姓吃的的粥，熬煮粥的炊具叫鬲。据说当时奴隶外出耕田，主人只须给个鬲、发点米就行了，让奴隶们自己在田间地头熬粥吃。鬲的容量仅够一个人填饱肚子，因此一个奴隶就称为一鬲。周康王有一次心情高兴时，就曾赏赐给一个贵族“人鬲千又五十夫”。也就是说，周康王一句话，就把1050个奴隶作为礼物赏赐给了别人。
那时，吃饭是有身份的象征，喝粥则是下里巴人的生计所迫。因此，最早的粮票是为有身份的人发行的。可以想象的到，当那些王公贵族手持国君发给的“粮签”，迈着八字步，神采奕奕地到粮库领取米粟时，该是何等的威风。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父母对南粮录取通知书上“粮食”二字的理解，以及村长对我说的那句“你终于有了一张全国通用粮票”的真正含义。
三、从谷票到粥票
谷子经简单加工后，变成金灿灿的小米。现在的人，是在大鱼大肉吃多了之后才知道还是小米粥养人。其实，稷是我国最早的粮食作物，小米粥已养育了中国好几千年，历朝历代在印发谷票的同时，还印发有各种各样的米票，这些谷票和米票，把中国人的肌肤都喂养成了黄色。
想想毛泽东当年闹革命时，不也是从印发谷票和米票开始的吗？1921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粮食供给问题。后来，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和湖南暴动红军与毛泽东会师后，粮食供给问题更加突出。于是，毛泽东大笔一挥：印发借谷票证，向地主、富农、豪绅征借谷物。后来反“围剿”时，又将借谷对象扩大到当地群众。每次，都要征借几十万石谷子。这样，就出现了一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借谷票”、“群众借谷证”等谷票。有了这些金灿灿的东西，毛泽东就可以底气十足地在他的队伍里印发米票了。从1930年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连续印制了几十种不同版别的米票，发给红军战士使用。这样，供给制中所规定的“红军战士每人每天24两米（老秤，16两为一斤）”就真正落到了实处，也才一次又一次地打退蒋介石的“围剿”。
其实，早在唐太宗之前，许多封建帝王就已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于是，即使装模做样也要去关注一下民生。因此，在印发谷票的同时，还会印发一些粥票。
据《礼记•檀弓》记载，有一年，卫国发生凶饥，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饥者”。这是最早的施粥记载。自汉代起，施粥成为救灾的普遍措施。施粥者，既有政府，又有地方富户，还有民间组织。其特点一是施与面广，不分男女老幼，皆可获得；二是救济的时间长，一般每日两次，用米不多。到了明代，施粥的制度愈加完善，一遇灾荒，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粥厂，经理赈粥事务，很有实效。清代赈粥仍以设厂为主，为克服积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样就诞生了粥票。早期的粥票是竹签形的，叫粥签。后来，印成了纸片，就成了规范的粥票。不管是木质的还是纸质的，其性质和用途是一样的，即凭签或凭票给粥。施粥法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民国2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灾。浙江黄岩粮荒奇重，“以每石15元平粜积谷5000石度荒；在西部山区、半山区对断炊灾民，除发积谷平粜外，并由民食调剂会向三门、温岭、玉环等县采购薯丝，廉价接济民食。次年又举办三期施粥，领取粥票人口大口6393人，小口2075人，折发米标准为大口2合、小口1合，共施粥米742石”。同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出现重大灾情，加之周边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灾民纷纷涌向上海，使上海市救灾工作困难重重。面对成群结队、嗷嗷待哺的灾民，上海佛教同仁会慷慨解囊，代政府为灾民施粥。并印制、发放带有编号的施粥票，灾民凭票可领取“白粥壹碗”。施粥场所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18条街道。
说起粮票从贵族到民间的演变历史，不能不提到宋代的粮票。到了宋代，我国粮食票券的发行使用就比较广泛了，其性能也逐步接近于今天的粮票。例如，在粮食“入中”和“折中”贸易活动中出现的“要券”、在内地军士中使用的“熟券”和在边境卫戊军士中使用的“生券”等，均属比较规范的粮食票券。这里的“要券”是指官府发给其招募的运粮商人的一种代金券，又称“交引”。有多种形式，其形状类似于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贩粮商人根据所运粮食的数量领取不同的“要券”，持此券可以到京师开封或东南各地，换取食盐、缗钱以及香药宝货等抵其粮款；“生券”、“熟券”则是在宋朝军队里使用的两种票券，类似于今天的军用粮票。“生券”和“熟券” 的主要区别是使用对象和供给标准不同。“生券”主要用于边境卫戍军士，“熟券”则用于内地军士。“生券”领取的军粮比“熟券”要多一些。这样，当庶民百姓在灾荒年间，饿得喝不上粥时，也能够从官府那里领取一张活命的粥票。
那个时候，国家机构还不太臃肿，发行的粮票也比较简单，就只有两种，一是谷票，一是粥票。一种对官府（含部队），一种对平民。后来就复杂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粮票的发行更是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仅不同名称的粮票就有上千种。每一级地方政府都可以发行粮票，后来国家明令禁止地市级以下粮食管理部门严禁发行粮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改名叫“代粮票”、“粮票副券”、“粮食证明票”，同样能够反映出一级政府的存在和作用。这表面上印发是粮票，实质上是一种地方政府的威严。
四、一张粮票治天下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终于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了江山。
毛泽东是熟读史书之人，当然懂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理。但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论语，于是，毛泽东就用自己的解读方式，将深奥的治国论浅显化、通俗化，把论语的精华通过一张小小的粮票表现了出来。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没少喝粥。熬粥用的米还不是纯正的小米，而是夹杂着大量红高粱的花米。常常是一碗红米饭、一碗南瓜汤，外加一个红辣椒，就能让这位共产党的领袖胃口大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先考虑的就是让“四万万同胞”有粥可喝。
而在当时，能保证人人有粥可喝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期的战乱，使国家的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交通运输瘫痪，百业凋零，加之私人投机粮商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使得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米价天天都在上涨。于是，毛泽东和他的财经助手陈云不谋而合，又一次想到了粮票。
俗话说：乱世用重典。这一次，粮票一用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影响了好几代人，真可谓是空前绝后。如今在中国，没上过学的、不识一字的大有人在，但不认识粮票、没用过粮票的却不多见。尤其是在粮食严重匮乏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不论是达官贵族还是布衣平民，身无粮票简直就寸步难行。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种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粮票情结”。小小粮票，方寸之物，却伴随着国人生活了半个世纪。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
这样，伴随着建国后国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粮票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就一下子“飞入寻常百姓家”了。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随后，各大区（建国初期全国分为华北、东北、中南、华东、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分别颁发了关于执行中央1950年地方供给标准的具体规定。由此便产生了新中国的第一批供给制粮票。当时，在河南省境内流通使用的粮票有“中南区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印发的“小麦餐票”、“小米餐票”、“大米票”和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制的“粮秣票”、“大米票”、“餐票”等。这些粮票不在社会上公开流通，仅限于享受供给制的工作人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随后，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当年12月1日起，除西藏外，全中国大陆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1955年9月，国家粮食部颁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确立了“四证三票”制。9月25日，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正式发行流通使用，全国大多数省份也紧随其后，发行本省的第一套地方流动粮票。从此开始，粮票开始正式的、大规模的进入中国社会和百姓生活。
几年后，由于天灾人祸及其他原因，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粮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越分越细，而且连日用百货也都实行了凭票供应。中国的票证时代，从此便拉开了序幕。粮票则显得更是金贵，连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自己家中为中国乒乓球队蝉联世乒赛冠军举行的庆功会上，也不无尴尬地宣布“所有人员自带半斤粮票”赴宴。短短几年时间，全国每地粮食管理部门、商业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先后印制发行了数以万计的不同粮票，其品种之多、票面内容之丰富、管理之严格、影响之深远，是其他任何票证都无法比拟是。粮食的短缺，生活的艰辛，使粮票真正成了仅次于人民币的“中国计划经济第一票”，有了“一票之下，万票之上”的票王之尊。
毛泽东不仅印制出了形形色色的粮票，还亲自教授百姓如何使用这些粮票。他曾多次深入基层，语重心长地向广大干群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并以通信的形式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希望通过他们来层层贯彻和领会他的思想作风和治国理念。
五、听粮友讲粮票的故事
喜爱粮票收藏的人，相互之间以“粮友”相称，显得既专业又随和亲切。粮友们聚在一起，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侃粮票的故事。
东北大学黄金学院的程永年老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主管学校教职工及学生的粮票发放工作，一不小心被犯罪分子盗去千余斤粮票，一时轰动整个沈阳城。程老师因此被定为“贪污分子”，“发配”到偏远山区劳动改造了8年多。后来案件告破，粮票被如数追回，程老师这才从山沟里回到原单位。粮票害得程老师几乎家破人亡，几次自杀未遂，但从此后程老师便走上了粮票收藏之路。
北京的郝智敏先生生于1959年，在娘肚子里就体会到了人间的饥饿和粮票的价值。上中学时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是一片荒冢，经常闹“鬼”。一天晚上，一个同学拿着一张5市斤的全国粮票和宿舍的同学打赌，说谁敢到山坡上走一趟这张粮票就归谁。身单力薄的郝智敏二话没说，抓起那张粮票便冲进那片和按和恐怖之中。那张粮票使郝智敏后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早饭可吃。在此之前，由于家里粮食紧缺，郝智敏从来不吃早饭就上学了。今天的郝先生专门收集县级粮票，现在他手头仅四川一省就收齐了150多个县的3000多个品种的粮票。
在广东长大、后来在香港定居的周树楠先生，由于其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文革”期间历经磨难。武斗中一条腿被造反派活活打断，留下了永远的疤痕。出于对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的独特感受，周先生开始专门收集“文革”期间发行的粮票，尤其是带有“毛主席语录”的粮票。近年来颇有建树，自称是中国收藏语录粮票“第一人”。
上海的林晓东先生说他第一次接触粮票是在母亲去世的那年。当时，母亲已入殓，家人忽然找不着粮本了，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林先生突然想起前几天还看见母亲拿着粮本谁街买米、取粮票，无奈之下，家人便打开棺材，果然在母亲的口袋里找到了粮本和刚刚取出的十几斤粮票。性格内向的林先生很少向外人提起着件事，但每次说起时，眼里总是噙着泪花。为了铭记那段饥饿的历史，林先生便开始收藏粮票。
六十年代初期，南京市粮食局印发一套流动粮票，面额分别为1钱、2钱和5钱，这是目前噶县的面额最小的粮票。据说，一张1钱粮票可以在副食店里买到一块饼干。在1斤粮票就能救活一条人命的年代，1钱粮票自然也会有它的用武之地。浙江省粮食局在1955年曾发行过一套随证粮票，面额为1斤和10斤。每枚粮票长仅0.9厘米，宽0.8厘米，只有小手指指甲那么大，故称之为“指甲票”。据说是当时因为纸张紧张所为，逐个全国票幅最小的粮票。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江苏常州市粮食局统一印制了一批粮店定额粮票，分横搬和竖版两种，横版单月使用，竖版双月使用。把全市4个城市区36个粮店的名称全部印在不同的粮票上，使购粮者只能限制在指定的粮店购粮。这批粮票恐怕是流通范围最小、同时也是枚数最多的一套粮票。
1973年12月，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印制一批“战备粮票”。为了赶印这批粮票，在当时极度困难的财政收入中，硬是挤出几千万元作为印刷费用。粮票印好后，分别储存在北京、陕西、江西、湖南、河南省等地规模可观的称之为“战备仓库”的山洞里。仅北京一处，4辆卡车断断续续地武装押运达半年之久。后来，战争一直没打起来，这批粮票就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阿拉伯的山鲁佐德小姐对她的国王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从此拯救了同样数量的姐妹的生命。这个善良、聪明、勇敢的宰相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而说起粮票的故事，恐怕也能讲上一千零一夜，那虽是小小纸片的故事，却也是悲凉而凄美的生命的故事。
故事多了，便组成了历史；历史长了，便积成了文化。
六、走近粮票文化
1993年4月1日，对从事粮食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粮食年度开始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流通使用了将近半个世纪、在中国有“第二人民币”之称的粮票，正式宣布作废。据说，在这一天，全国粮食系统有八万多名票证管理员暂时下岗，等待着调整新的工作。
几个月后，为了写一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论文，我需要找一些统计数字和参考资料。于是，找到一位在粮食局工作的同学。说明来意后，同学把我领到一间堆满统计报表、学习材料以及各级部门编印的《粮食政策汇编》等书籍的破旧仓库。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
临出门时，我下意识地往墙角处扫了一眼，看到地上散乱地扔着几张旧粮票，顿时眼睛一亮，令我喜出望外。马上上前拣拾起来，拂去灰尘，夹到笔记本里。那是几张普通的河南省流动粮票，让人兴奋的是，里面还夹有一张稀少的洛阳市1971年版细粮券。我收藏粮票我同学是知道的，但他绝对感受不到我在拣拾那几张废弃粮票的刹那间的那种别样的心情。
同学告诉我说，这间屋子以前是粮票仓库，粮票作废后，收上来的粮票和库存的粮票把房间塞得满满的。前不久刚接到省粮食厅通知，全省统一销毁粮票，装了整整一卡车运往郑州。光散落在地的粮票就扫了一垃圾筐，刚刚清理干净。我忙问那一筐粮票的下落，答曰全部让我给烧掉了。我顿时心痛不已，犹如顿失家珍。同学大为不解：不就是一些作废的粮票吗，有何心疼的？
我没法向同学说，但被他烧掉的决不仅仅是一筐粮票，而是一段历史，是一种文化。后来，我拐弯抹角地提出“粮票文化”的概念，试图从文化的层面给我这个同学灌输一些粮票收藏知识，可说了半天也没引起他的丝毫兴趣。
新中国的粮票流通使用了40多年，影响了好几代人，是彻头彻尾的“中国计划经济第一票”。如果说邮票是一个国家的名片的话，那么，粮票就是计划经济的名片。它是贫穷饥饿的象征，沧桑历史的见证。
也许四年大学粮食经济专业知识在我头脑里已根深蒂固，也许童年的饥饿在我身上烙下太深的烙印，从上初中收藏第一张粮票开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粮票退出流通领域后，粮票中那深邃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下就吸引住了我。有关粮票文化方面的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总想从文化的层面上，为人们了解粮票、认识粮票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没多久，那个烧粮票的同学就打电话给我，说是市里要编辑出版一本《洛阳市粮食志》，知道我的粮票收藏有一定规模，要我提供一些洛阳市历年发行的粮油票证图片。我听后既高兴又惋惜，高兴的是自己收藏的粮票总算派上了用场，惋惜的是堂堂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粮食局，发行、流通了那么多粮票，自己居然没能留下一张，编书要用时还得到民间去征集。
几年后，这位已担任粮食局办公室主任的同学，聊天中向我诉苦，说“世界粮食日”快到了，局长让搞个纪念活动，但年年都是做几块展板，宣传爱惜粮食节约粮食，制作者、参观者都已索然无味，让我给他出个新点子。我建议他搞个粮票展览，唤醒人们的粮票记忆。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展览在一家豪华宾馆的会议大厅开放，尽管参观者不是很多，但引起了一位市领导的兴趣，效果比想象的要好的多。报社、电视台纷纷宣传报道，局长很是露脸。我趁机向他灌输粮票收藏知识，希望能真正激发起他的兴趣，并希望通过他去影响局长乃至市长。说起粮票收藏的意义，局长比我还能说，但这营生毕竟需要投资，局长一句“粮食系统现在不景气，中心问题是减员增效”，就没了下文。
其实，别说是洛阳市，就是全省全国，对粮票的研究又有几人？但我并不气馁，有信心把粮票收藏推向社会。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先后在洛阳、郑州、西安等地举办了粮票展览，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粮票史话》、《中国粮票目录》、《河南省粮票志》等书。当别人都在忙着下海经商、倒买倒卖，争位子、赚票子、买房子时，只有我甘守清贫、乐于寂寞，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搞起了粮票文化研究，而且搞得不亦乐乎。
七、守望粮票
二十多年来，陆陆续续我已收集到中国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粮票万余种。每一次翻阅一本本粮票册，我总会想起一位叫朱契的学者。
认识朱契很偶然。大四的时候，在一位老师家中随手翻阅一本闲书，无意间看到这位民国时期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居然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具有博士头衔的朱契先生，留学回国后立刻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薪水丰厚，日子过得很潇洒。朱先生的专业是经济学，担任的也是大学经济系教授，而经济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又是最热的学科。以朱先生的才学，潜心钻研几年，在经济学领域建功立业应当不成问题。但朱先生虽是留洋的新派人物，脑子里的古文化情结却特别浓。抗战爆发前的那段时间，正赶上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市大搞市政建设。一时间，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推土机横冲直撞，是地方就大兴土木。就像1993年粮票刚刚作废时，各地粮食部门纷纷销毁粮票一样，一时间，粮票成了烫手的山芋，一张不留一身轻。
眼看着有关部门在建设“新首都”的旗帜下，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和毁灭愈演愈烈，朱先生心痛不已，但又哭喊无门。于是，挺身而出，背着一架德国照相机，一一实地考察，拍照留念。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共拍摄了两千多张照片。把他所认为建筑精品和建筑文化，通过一张张照片定格下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老南京照片，有许多就是从这些照片中选出来的。
有意识地为某个城市拍这么多照片，朱先生可称得上是开了个先河。现在，这些老照片已大大升温了，都快成文物了。文化、文物、教育等部门都异常重视，又是办展览，又是出书，风光极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朱先生拍摄这些照片时，却是孤零零一个人。作为一个“另类人”，朱先生要面对的是多大的冷嘲热讽啊！
与古文物、古文化相比，粮票在人们的意识里，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记得我在1993年提出“粮票文化”一词时，曾被许多人嗤之以鼻。那年头，文化还很热，不仅有商业文化、茶文化、鞋文化、酒文化，连服饰、厕所都“文化”了，可就是有许多人对我提出的“粮票文化”不肯认同。刚开始，我还竭力辩护：一种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历经竹简、丝帛、纸张、塑料、磁卡等多种载体，从战争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年代，在华夏这片热土上一直畅通无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东西，难道还构不成一种文化吗？后来，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而是从浩瀚的文献资料里去挖掘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后来，人们就逐步认同了我的观点。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粮票，反映的是祖辈忍受饥饿、克服困难、战胜贫瘠的一种精神和意志。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饥饿抗争史，就是一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史。以前，我们在回顾这部历史的时候，只能从一些史料中去查阅、去浏览。而今天，有了一大批粮票收藏爱好者之后，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类型的粮票就保留了下来，我们便可通过这一张张粮票，更直观、更便捷、更形象地去品尝苦难、回味历史。
说粮票是一种文化，实际上应该属于饥饿文化。饥饿是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一种人文现象。应该说，中国学者对饥饿的研究不乏其人，也成果显著。如早在抗战前，学者邓拓就出版有《中国救荒史》；对粮食经济的研究，更是全面而又透彻。但对这种饥饿的伴随物——粮票，却很少有人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说到朱契，南京市的一位官员曾深情地说，朱先生“实际上是对南京城市文化的一次普查”。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往往会自我轻贱。可一旦丢掉了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民族就会面临很大的精神危机，这比物质贫困更可怕。而说到文化普查，不能不提到法国。法国是文化遗产保护得最好、最成功的国家，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赞誉。1964年，法国曾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文化遗产大普查。那次对遗产的清理，涉及到全法的六千个市镇，“大到教堂，小到汤匙”，可谓工程浩大，巨细无遗。凡历史遗存的有价值的文物，全部登记造册，做到心中有数。现如今，法国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国。今天的法国人一提起那次文化普查，其满意甚至自豪之情就会溢于言表，因为他们已从文化遗产中受惠无穷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战争年代发行使用的、已停止不用的粮票还是比较重视的。记得当时，中央文化部、粮食部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文化、粮食部门收集当地在战争年代发行、流通的粮票实物，登记造册后交文化、文博部门收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粮票文化普查活动，只是不完整、不系统罢了。说明当时国家是把粮票当作文物看待的，河南省博物院就存有一批当时收集的粮票，现已成为国家三级文物。遗憾的是，1993年粮票作废时，许多地方却把库存的粮票视为包袱，一次次地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早日销毁粮票，以便腾出地方搞经营、做买卖。短短几年时间，各地的库存粮票便被销毁得一干二净，连洒落在地上的零星粮票也不放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丢失得也相当严重。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和制度，供给制和计划经济已离我们远去了。留在历史脑海的鸿爪雪泥，惟有这些粮票；丈量计划经济的高度和深度的，也只有这些粮票。可悲的是，即使是粮食部门长期与粮票打交道的人员，也很少对粮票作深入细致地探究，因此，就难免将粮票文化粗鄙化和浅薄化。我曾多次手持粮票，到省、市粮食部门找当时的粮票设计者，咨询当年的发行粮票情况，但许多问题即使那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其他人员更是一问三不知。
走近粮票文化，你就会发现，每一张粮票都是有生命的。当初，它依存于计划经济，存活于物质贫乏的供给制。当计划经济寿终正寝、陈埋于陈年史册之中后，粮票却能活生生地留存至今，向后人诉说从前。表面看来，粮票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纸片，我们需要时可以无度地使用它，不需要时又可以随心所欲地销毁它。但只要你稍加留心，就会感受到它的性格，它的精神。面对折射着中华民族凝重浑厚创业奋斗史，囊括着中国农业、商业、服务业在内的民族发展史的粮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它、保护它和珍惜它呢？
1993年，当各地都在大规模销毁粮票时，我曾四处上书呼吁要变废为宝，留下这笔宝贵的粮票文化遗产，但收效甚微。后来，我又上书母校，提出利用自身的优势，在母校筹建“中国粮票博物馆”，在保护中国粮票文化遗产的同时，进行粮票文化研究。可能是投资太大，也可能是我的提议操作性不是很强，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我一个人的声音显然是微弱的，因此，大多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守望着这些被我视为至宝的粮票。
